最新培训与会展
» 更多活动
宣统三年大清帝国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阅读(898 评论(0)
分享到:
ibm  2010/1/1 0:52:41 回复
宣统三年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而宣布独立,清朝统治一时之间几陷于土崩瓦解。为了“挽狂澜于即倒”,清政府一方面试图镇压革命,另一方面继续其宪政骗局,把“立宪”作为其救命稻草。
  
  
  大清帝国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宣统三年冬
  
  第一条 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
  
  第二条 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第三条 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
  
  第四条 皇位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
  
  第五条 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
  
  第六条 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
  
  第七条 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之
  
  第八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它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
  
  第九条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时,非国会解散,即内阁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为两次国会之解散
  
  第十条海陆军直接皇帝统率。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
  
  第十一条不得以命令代法律,除紧急命令,应特定条件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为限
  
  第十二条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但媾和宣战,不在国会开会期中者,由国会追认
  
  第十三条 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
  
  第十四条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由预算案内,不得有既定之岁出;预算案外,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
  
  第十五条 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由国会议决
  
  第十六条 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第十七条 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
  
  第十八条国会议决事项,由皇帝颁布之
  
  第十九条以上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各条,国会未开以前,资政院适用之。
  
  
  在全部采纳了资政院提出的取消皇族内阁、召开国会的建议及新军将领提交的《政纲十二条》后,清政府命令资政院迅速起草宪法。在宪法颁布之前,资政院先行拟定了作为立宪指导原则的“重大信条十九条”,并于当年11月3日正式公布,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十九信条”。
  
    如果抛开时代背景,单就其文本来看,“十九信条”较之清政府此前所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是清末立宪党人在实现宪治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在中国的宪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
  
    首先,“十九信条”秉承英国宪法精神,特别是其君主立宪的理念,对君权做了较大程度的法律限制,在事实上表明了这样一种宪治的态度,即“虚君共和”,制定一部实质性的议会制君主立宪的宪法。其第三条明确提出:“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而紧随其后的第四、五、六、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诸条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将皇位继承顺序、皇帝对内用兵、皇帝诏令权限、皇室仪典活动等纳入法律规范,将宪法及法律的起草、宪法改正案的提出、内阁总理大臣的公举、涉外事务的决策、官规官制的确定、年度预算的议决、皇室经费的增减等项权力收归国会。将这些权力让渡主张明确定为立宪的 “信条”,这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在第八条中有这样的规定:“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这无疑是“十九信条”的又一大亮点。我们知道,从清军入关的那一天起,所谓的“满汉之争”在清廷的官僚集团中便已形成症结。满汉官僚的力量对比虽然在晚清特别是“剿发捻”的过程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官僚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在维护清朝后期统治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中看出———但满族特别是皇族官僚并不甘心拱手让权,突出的表现便是“皇族内阁”事件。然而,武昌起义后的失控局面显然让满洲皇族措手不及但又无能为力。在江山旦夕不保的情势下,再去谈论君上大权和皇族特权已经没有意义,于是“十九信条”中的这一规定便顺理成章了。
  
    当然,第八条中的这一规定,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表征着绵延数百年的“满汉之争”的终结,因为这种对于国家权力的重大让渡,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经由较为民主的方式重新建构中国的权力体系至少具有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近代的一些宪法学家给予了“十九信条”很高的评价。杨幼炯称它为“有清一代之唯一宪法,亦我国历史上之第一次宪法也。”陈茹玄也认为“"十九信条" 深得英宪之精神,以代议机关为全国政治之中枢,苟其实行,民治之功可期,独惜其出之太晚耳。”这些评价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背景因素。作为一种对抗革命的应变措施,“十九信条”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产物,它从制定到内容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出于清朝统治者的本意,因而也就不能不被视为是清末宪制改革运动中的“回光返照”式的产物。
  
    想一想,从10月10号武昌起义爆发,到11月3号“十九信条”出台,清末立宪党人期盼多年的宪治梦想竟在短短几天之中全部实现,这本身就已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统治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动机。因此,“十九信条”实在不过是清朝统治者为维护其岌岌可危的统治而继续其立宪骗局的挣扎而已。
  
    一叶可知秋。如果将审视的目光再扩大一点,就会发现,不光是“十九信条”,整个清末的宪制改革运动自始至终都是矛盾的纠合体。我们只要简单回顾一下清末所谓的“预备立宪”以及后来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的内容就不难发出这样的感叹。
  
    清末的“预备立宪”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官制改革为核心的行政改革(突出表现有设立责任内阁);二是“开议会”,表现为资政院和咨议局的设立;三是实行地方自治政策,以利于“专办地方公益事宜”。
  
    这三方面的措施,无论从主观目的还是具体操作上都可以明显看出其根本就是无诚意的和欺骗性的。这一点前人已多有立言,此不赘述。再看《钦定宪法大纲》,它的出台,几乎是照抄日本明治宪法,不仅毫无立法技术可言,而且较后者在君权的扩张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清政府在主观上未尝不想通过学习西方包括“仿行立宪”来摆脱严重的社会危机。但实行宪治必然会影响到以皇族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统治利益,而这又恰恰是清朝统治者所最不愿看到的。
  
    一言以蔽之,是这场宪制改革运动的目的与改革本身发生了矛盾。而清政府在两难的处境中所做出的违心抉择只能使这场改革本身平添一种悲剧性的滑稽色彩。而匆匆诞生的“重大信条十九条”,从历史发生学上看,也注定是一束无果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