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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钱钟书为何离开西南联大 骂遍同事呆不下去 阅读(696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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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za  2012/8/31 15:04:07 回复
本文摘自:《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作者:刘宜庆,出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钱钟书1937年从牛津毕业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做研究,本想攻读博士学位,但后来放弃了。1938年,钱钟书将要回国时,不少大学想聘他,最后,还是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占了上风,当时竭力促成钱钟书回清华任教的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请钱钟书来西南联大教书的除了冯友兰,还有钱钟书的老师吴宓。


西南联大聘请钱钟书为教授,在外文系执教,是破格聘请的。其时,钱钟书刚过28岁。冯友兰给梅贻琦的信中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


1938年10月下旬,钱钟书抵达昆明,他为联大外文系学生开了三门课:大一英文(六个学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四个学分)、现代小说(二个学分)。


在许渊冲的印象中,“钱钟书先生读中文书、外文书数量之多,冠绝一时”。在何兆武的印象中,钱钟书眼界极高,一般人难入其法眼,与同事相处并不好。当时《大一英文》分3个组,A组的陈福田注重美国英文,B组的钱钟书注重英国英文,C组的潘家洵注重中文翻译。在学生中最受欢迎的是潘家洵,很多人在窗子外面听他的课,听他翻译易卜生的作品。许渊冲听过钱钟书的大一英文课,他记录了钱钟书上课时的情形:“钱先生只说英文,不说中文;只讲书,不提问题;虽不表扬,也不批评,但是脸上时常露出微笑。”许渊冲还记得课堂上的一个细节:当时昆明的电影院正放映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钱钟书微笑着说:“有许多人看了这部电影,男的想做罗密欧,女的想做朱丽叶。”钱钟书口才极好,人很风趣,许渊冲说,钱先生妙语如珠,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慨。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现代小说是为高年级的学生开设的选修课。据王佐良的回忆,钱钟书第一天上课时,叶公超亲自至教室介绍钱钟书,说钱是他的学生,得意之状,喜形于色。吴宓借阅了李赋宁记录的这两门课程的笔记,对钱钟书授课非常佩服。由此可见,联大的教授都是爱才的。


钱钟书住文化巷11号,邻居有顾宪良、周珏良、李赋宁、杨武之等人。此时,杨绛在上海,夫妻两人异地分居,钱钟书自然想念妻子和女儿。钱的《昆明舍馆作》第一首、第二首是怀人的:


万念如虫竞蚀心,


一身如影欲依形。


十年离味从头记,


尓许凄凉总未经。


 


屋小檐深昼不明,


板床支凳兀难平。


萧然四壁埃尘绣,


百遍思君绕室行。


联大在文化巷的宿舍很小,钱钟书说“屋小如舟”,他为栖身之所取了名为“冷屋”,写了一系列嬉笑怒骂的妙文,辑为“冷屋随笔”。钱钟书在此写的随笔《一个偏见》开头说:“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钱钟书本人有没有傲慢与偏见呢。


不少论者认为,钱钟书在西南联大只教了短短一学年,因和同事关系紧张,不辞而别。钱钟书为什么离开西南联大,现在有许多说法。其中有代表性说法是钱钟书在联大骂遍了人,呆不下去了。据说他曾有此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叶公超和钱钟书的矛盾是否因此而起,不敢贸然下结论,但两人之间貌不和、神已离,这是事实。据学者李洪岩考证,《围城》中诗人曹元朗的原型是叶公超。所以,当若干年后有人向叶公超问起钱钟书在联大的情况时,叶公超竟回答说他不记得钱钟书曾在那里教过书。


叶公超和钱钟书这曾经的师生因何不甚和谐。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披露:联大外文系里收购钱钟书从国外带回的西书,没有依价偿付书款。这事情和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有关。《吴宓诗集》中收录了钱钟书致吴宓的一首诗,让我们隐约看到事情的原委:“清缮所开目,价格略可稽。应开二百镑,有羡而无亏;尚余四十许,待师补缺遗。媵书上叶先(叶公超),重言申明之。珏良(周珏良)所目睹,皎皎不可欺。朝来与叶晤,复将此点提;则云已自补,无复有余资。”这件小事可能影响到两人的关系。


1939年暑假,钱钟书去上海探亲,再也没有回联大。这是钱钟书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钱钟书为何舍弃了联大,选择去湖南蓝田师院执教?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已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想让钱钟书也往蓝田师范,一面任教,一面照顾自己。杨绛晚年撰文回忆说:“锺书的母亲、弟弟、妹妹,连同叔父,都认为这是天大好事”。主要是不忍拂逆父亲意愿,钱钟书写信给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说他因老父多病,需他陪侍,这学年不能到校上课了。杨绛说:“钟书没有给梅校长写信辞职,因为私心希望下一年暑假陪他父亲回上海后重返清华。”


叶公超没有回信答复,想来他将此事向梅贻琦汇报。所以才有了梅贻琦两次电报挽留。叶公超为何没有回信答复,是不屑一顾懒得回,还是得知钱骂自己“太懒”意气难平、故意不回?这是个谜团。1939年9月21日,吴宓的日记中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八点三十分回舍,接公超片约,即至其宅,悉因钱钟书辞职别就,并商谈系中他事。”


钱钟书暑假没有收到叶公超的回复,杨绛回忆,在这样的情形下,“十月十日或十一日,钟书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和蓝田师院聘请的其它同事结伴离开上海,同往湖南蓝田。”谁知,钱钟书刚走一两天,杨绛就收到沈茀斋(沈履,杨绛的堂姐夫)来电,好像是责问的口气,怪钱钟书不回复梅校长的电报。


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钱钟书和杨绛夫妇没有收到梅贻琦的第一封电报。杨绛立即写信告诉钱钟书梅校长发来过电报,并附去茀斋哥的电报,一起邮寄到蓝田师院。钱钟书从上海去湖南蓝田的这段旅程,走了三十四天,可谓“道路阻艰,行李繁重,万苦千辛”。12月5日,钱钟书致信梅贻琦和沈履,说明事情的原委,不妨将钱钟书致梅贻琦信抄录如下:


月涵校长我师道察:


七月中匆匆返沪,不及告辞。疏简之罪,知无可逭。亦以当时自意假满重来,侍教有日,故衣物书籍均在昆明。岂料人事推排,竟成为德不卒之小人哉。九月杪屡欲上书,而念负母校庇荫之德,吾师及芝生师栽植之恩,背汗面热,羞于启齿。不图大度包容,仍以电致。此电寒家未收到,今日得妇书,附茀斋先生电,方知斯事。六张五角,弥增罪戾,转益悚惶。生此来有难言之隐,老父多病,远游不能归,思子之心形于楮墨,遂毅然入湘,以便明年侍奉返沪。否则熊鱼取舍,有识共知,断无去滇之理。尚望原心谅迹是幸。书不尽意。专肃即叩


钧安


门人钱钟书顿首上


十二月五日


杨绛撰文指出,钱钟书的难言之隐、不堪为外人道的隐情,说白了,只是迫于父命,“而钟书始终没肯这么说。做儿子的,不愿把责任推给父亲,而且他自己确也是毅然入湘”。虽然钱钟书是在没有收到梅贻琦电报的情况下去了湖南蓝田,但在情理上,钱钟书也意识到,“不才此次之去滇,实为一有始无终之小人”。[1][1]钱钟书致沈茀斋信


我们从钱钟书离开联大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联大的气度,也可以看出钱钟书为人处世的态度。


梅贻琦爱才心切,仍驰电挽留,由此可见,西南联大确是爱才心切,不计较私嫌、广纳人才。这种胸襟,令人佩服。另一方面,联大的机制和学术环境,允许教授自由流动。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大概不是发自内心,是尊父亲之命。另一方面,钱年少气盛,恃才傲物,言语有点刻薄,话锋带讽刺,自然会得罪某些联大同仁,有的是他清华园昔日的老师。人生就是这样,有得有失。钱钟书去蓝田师范学院任教的经历,是他创作《围城》的素材。


钱钟书离开联大隐约折射出联大外文系人际之间的矛盾。1940年春,吴宓因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不聘钱钟书,愤愤不平,斥为‘皆妄妇之道也’。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为慨然,‘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又怨公超、福田先生进言于梅校长,对钱等不满。”另据《吴宓日记》记载,吴宓曾和陈寅恪说到此事,陈的意见是“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


有了西南联大和蓝田师范学院的经历和遭际,钱钟书后来在小说《围城》中塑造了很多学者的形象,虽然是小说,但也暗含他对当时的学者的评价,小说曲折地映照现实。